放舟自流

每天下午，接上孩子之后，我都要带着他在街上溜达一圈，这是我们俩都很喜欢的习惯。闲走的时候，看着闲景，说着闲话，我就觉得这是上帝对我劳作一天的最好奖赏。每次我们走到文华路口，我就会停下来，和一个卖小菜的妇人聊上几句，这是我们散步的必有内容。这个妇人脸色黑红，发辫粗长，衣着俗艳，但是十分干净。她的小菜种类繁多，且价廉物美，所以常常是供不应求，我常在她这里买菜，所以彼此都相熟。因此每次路过，无论买不买菜，都要停下和她寒暄几句。客户多的时候，也帮她装装包，收收钱。她会细细地告诉我，今天哪几样菜卖得好，卤肉用了几个时辰，西兰花是从哪个菜市上买的，海带丝和豆腐卷怎样才能切得纤细如发，而香菇又得哪几样料配着才会又好吃又好看。听着她絮絮的温语，我就会感到波波隐隐的暖流在心底盘旋。仿佛这样对我说话的，是我由来已久的一个亲人。而孩子每次远远地看见她，就会喊：“娘娘！”——这种叫法，是我们地方上对年龄长于自己母亲的女人的昵称。

那位妇人的笑容，如深秋的土地，自然而醇厚。

鱼菱风景   

 

 

　　　　　　　　　　　　　　　　　 一 

 

 

　　且剪取村北两家的三分春色，以小见大；看鱼菱村这二年吉星高照，时来运转，桃红柳绿中喜眉笑眼的风景人情。 

　　早年，北运河上的渔家船户，中途遇上顶头风雨，进退两难，便河边抛锚，老柳拴船，上岸找一道沙岗，搭起窝棚栖身；大家萍水相逢，雨过天晴之后又各奔东西。但是，也有人随遇而安，贪爱这一方白沙绿水，鱼大蟹肥，不愿再四处奔波，就在这道沙岗上落地生根，安身立命了；一家两户，三亲六故，日久天长便形成村落。一百年过去，小小鱼菱村，眼下也不过三五十户人家。 

　　鱼菱村远看像一条卧鱼，近看像一只菱角，村北也就好比是鱼头和菱角尖子；书中两家，正坐落在鱼菱村的门面上。 

　　东院那一家姓杨，西院那一家姓邵，早年两家只隔一道柳篱，来来往往跳篱笆，并不出门入户，好得像一家人。五七年两家失和，拔掉篱笆当柴烧，两院之间垒起墙；两家人出门见面，路上相遇，头碰头撞个青包，谁也不抬一下眼皮。已经冰冻三尺，六六年更结下深冤；院墙长高，高出院界上那棵祖辈传留的皴皮老枣树，墙头上还嵌满玻璃碴子和枣核钉子，像一面断崖峭壁。而且，两家人出门见面，姓杨的仰起脸，姓邵的低下头，路上机遇，姓邵的赶忙闪身路畔，垂手侍立，姓杨的昂首阔步，大摇大摆而过。但是，八○年一个大喜日，这两家却又扒倒高墙，重归于好；而且，好过早年，不再栽起一道柳篱，东西两院合二而一了。 

　　杨邵两家二十几年中的颠颠倒倒，至少可算是北运河两岸农村生活的一幅缩影。 

　　两家合二而一，必得人财相当。量财是一杆秤，看人是一把尺；鼠目寸光的量财，就像奥棋篓子见子就吃，眼光远大的看人，就像棋坛国手眼观全局，棋走三步。 

　　只见钱而不见人，杨家好像吃了大亏。 

　　这两年，杨家老少六口人中有四口，就像直上青云的风筝，又像一帆风顺的行船，在鱼菱村富得拔了尖儿。他们看准了城里人吃菜紧张，中央书记处和市委都为首都的蔬菜供应问题着急，便打定主意在鲜鱼水菜上下功夫。他们跟大队管委会订下合同，包下几片池塘养鱼栽藕，自留地上种葱、姜、蒜和辣椒，家里大养猪、羊、鸡、鸭，京津路畔搭两间豆棚卖大碗茶，自由市场上鼓捣小生意；每日都有活钱进门，虽不是雪片飞来，却也是细水长流，一年到头就是个不小的数目。而且，大河涨水小河满，鱼菱村生产大队这两年的工值，也是直线上升；年关分红，杨家的几个劳力更分到一大笔现款，鼓囊囊的装满了腰包回家来。 

　　京郊的农民常见大世面，开口吐字，京腔京韵，衣、食、住、行，紧追城里人，眼下，虽不能迎头赶上，可也不是望尘莫及。住房上，这两年，京郊农村只差没有高楼大厦，要看三合院和四合院，早已把北京城里的一般住户比了下去。 

　　杨家在鱼菱村富得拔了尖儿，财大气粗，就想跟城里人比个高低上下；于是，大兴土木，先在“住”字上抢个上风。 

　　这十间大房，高高坐落在鱼菱村北口，一下京津公路，站在运河桥头，远看真像一座拔地而起的青山。一色的扁砖到底，房上游龙起脊，铺盖鱼鳞红瓦，又都是一溜坐北朝南，全长九丈九，一丈五尺五的柁头，屋内相高一丈，三尺顶棚，格局十分高大壮观。四面虽是泥坯土墙，却是麦芋熟泥挂面，手工又细，平整明光，就像四大块水晶玻璃，镶嵌这座青堂瓦舍的四框。杨家跑马占圈，南北院墙十丈长，整个院落占地三亩开外，等于多得两份六口人的自留地。老头子迷信，偷偷找了个七老八十、运河滩上硕果仅存的阴阳先生看风水；阴阳先生投其所好，赌定砌起一座飞檐走领的花门楼，杨家的后辈儿郎，必出文官武将。走进院去，又有一道半人高的矮墙，隔断内外两院，外院满是猪圈，羊栏、鸡窝、鸭舍、柴禾垛，内院只留一条羊肠子小道，两旁是两座菜园，葡萄、黄瓜、豆角、茄子、萝卜、芹菜、西红柿、五光十色，琳琅满目。每座菜园都有一支自来水管子，几朵莲蓬头，浇园像下小雨；鱼菱村家家户户吃自来水，队里免费安装，只收工钱，杨家一口气安装了六处，大占便宜。一亩园十亩田，这两座小菜园的一年收入，足够翻盖旧房的花费。新房的费用，来自其他的生财之道。 

　　十间大瓦房的格局也出奇：正中两间，左右两侧四间一套。正中两间高出左右两侧一头，住的是一家之主的老两口，古色古香，正像灶王爷和灶王奶奶的佛龛，凌驾于小字辈之上，才显出尊卑长幼之分。老两口子的这两间高堂，上富是雕花窗棂，糊高粱纸，贴红喜字，下窗倒是整幅玻璃，却不挂花花草草的塑料窗帘，而是纸帘倒卷，古朴土气；屋里，方炕苇席，墙柜、春凳。八仙桌，一色的老式家具。但是，左右两侧的四间一套，可就是京城风味，现代化的模样儿了。这两套住房的前脸，十三层砖以上，双层开合的玻璃窗，上下都钉起草绿窗纱，流通新鲜空气，室内明光亮堂，还不进蚊子，后山墙一张双人床，不打土炕，头上白灰吊顶，不是粉莲纸糊棚，脚下是溜光的水泥地面，不是方砖墁地。左侧一套住的是主人的儿子，右侧一套住的是主人的女儿。儿子已经成了家，满堂的大立柜。梳妆台、酒柜、沙发、折叠桌椅；虽然是自制土产，可全是北京家具公司的最新样式，乡下人手巧，尺寸上不差分毫。女儿还待字闺中，正在一件一件地筹办嫁妆，所以右侧一套虽不是满堂光彩，却也并非四壁皆空。 

　　相形之下，跟杨家一墙之隔的西院邵家，可就暗然失色了。 

　　这两年，邵家也眼看着步步登高，只不过没有杨家的招数多，也就比不上杨家的财源茂盛。宅院仍然是三间土房，水柳篱墙，但是房上铺起了红瓦，像一个身穿破旧衣裳的人，却头戴一顶华贵的峨冠高帽，土房的前脸满换上了玻璃窗，也算面目一新。邵家手头上本来存有四五百块钱的现款，把三间旧房翻盖一下，也拉不了多少亏空；可是他们却偏偏买了一台十二时的电视机，真叫异想天开，却是出奇制胜。不过，邵家的这个院落，又是一座花果园：水蜜桃、香白杏、雪花梨、火柿子、红海棠、饽饽枣儿、黄元帅苹果、玫瑰香葡萄，都有几棵。每到阴春三月，绿叶成阴，花香四溢，邵家只有风光景色高出杨家一头。 

　　风光不能卖，景色也换不了钱，两家合二而一，岂不是抽肥补瘦，亏损了杨家，便宜了邵家？但是，且慢！杨家的灶王爷花轱辘老头，金箍棒过他的手，都得捋下一层皮，不是本小利大，冷手抓个热馒头，他才不会如此大方。 

    刘绍棠，著名作家。通州儒林村人。1936年2月生，1997年3月病逝，终年61岁。 幼年成材，13岁开始发表作品，20岁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最年轻的会员，是50年代中国文坛的“神童作家”。曾多次载入《世界名人录》、《世界作家名人录》。1991年获国务院颁发的“为我国文化艺术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证书。曾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刘绍棠四十余年文学生涯，历经坎坷，矢志不渝。长期致力于“中国气派，民族风俗，地方特色，乡土题材”的创作思想，是当代乡土文学的举旗人。著有《刘绍棠文集·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12卷（现已出版5卷）。长篇小说《京门脸子》获北京优秀长篇小说奖。《敬柳亭说书》获首届中国大众文学奖。《蒲柳人家》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蛾眉》获全国短篇小说奖，《黄花闺女池塘》获90年代优秀小说奖。中、短篇小说多种被译成英、法、德、俄、日、西班牙、泰国、孟加拉、阿尔巴尼亚文出版。

　　刘绍棠生在通州，长在通州，写的也是通州，堪称“铁心务农”的乡土文学大师。他创作形成的大量书稿、资料，充满乡土气息，既是刘绍棠几十年创作生涯的真实写照，也艺术地再现了通州不同历史时期的风土人情和社会风貌，有很高的文学欣赏价值，是不可多得的具有浓厚通州地方特色的档案珍品。

　　刘绍棠对家乡怀有深厚的感情，他曾在著作中写道：“我要以我的全部心血和笔墨，描绘京东北运河农村的二十世纪风貌，为二十一世纪的北运河儿女留下一幅二十世纪家乡的历史、景观、民俗和社会学的多彩画卷，这便是我今生的最大心愿”。并曾表示将全部文学档案捐赠给通州档案馆。目前通州档案馆建有“刘绍棠文库”，收藏他的著作、手稿、书信、剪报、藏书、证章、证书、照片、实物等全部文学资料约1600余卷（件），这些资料是刘结棠留下的一笔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

       已读：1 蒲柳人家；2  鱼菱风景。

5岁女儿的女儿
文/高 虹

收拾打扮一番，我准备带女儿出门：“宝宝走，妈妈带你去上街。”女儿立刻奔向小床抱起布娃娃，不走样地学舌：“宝宝走，妈妈带你去上街。”

我把女儿放进自行车的后座，对她说：坐好。女儿把布娃娃放在自己的膝盖上，拍拍它：坐好！

对这一切我已习以为常。在女儿数年的坚持下，我们家的所有成员都默认这个布娃娃是有生命、有人权的。

女儿叫小乔，她的布娃娃叫咪咪乔，咪咪乔是女儿的女儿，小乔早已成功地为咪咪乔争得一席之地。

第一次争取人权的行为是这样发生的，我见咪咪乔已经旧了，就好心好意地对女儿说：“不要它好吗？妈妈另外给你买一个更大更漂亮的。”女儿沉默了好一会儿，转头问爸爸：“妈妈是不是也对你说过不要我，她另外给你生一个更好的？”我和丈夫面面相觑，十分惊讶这话出自5岁小姑娘的口。看到女儿那张小脸满是愤恨，我们都没敢吭声。

那天，女儿和咪咪乔并排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丈夫走过去一屁股坐下，女儿马上瞪大眼睛大叫：“哎呀，疼死了！”丈夫吓了一跳，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自己坐在咪咪乔的身上，女儿是在替布娃娃叫疼。

还有一次……算了，不多说了，总而言之，女儿持之以恒地使家里每一个人都不敢忽视咪咪乔的存在，都承认咪咪乔的生命及生存权。

这种承认多少有些虚伪和应付，因为每个成人实际上都不可能把布娃娃当作有生命的活人。我们哼哼哈哈地附和、将就女儿，但女儿要是不在跟前，我腰酸背痛时会一把拎过咪咪乔垫在后面，丈夫看球赛一激动就对身边的咪咪乔又打又拍。女儿发现后自然是伤心无比。而我们只在女儿眼泪汪汪时做出惭愧和道歉的表情，事过之后一切如旧。

终于有一天，我们给了咪咪乔严重的伤害，弄伤了它。

那天，可能是地板才打蜡的缘故，安有四个轮子的皮椅老打滑，影响我的工作，我就叫在一边看书的丈夫解决一下。丈夫头也没抬，伸手将一件什么东西垫在我的椅子底下。后来，我们才发现那是咪咪乔，它的一个手指头就这样折了。

我和丈夫对女儿表示加倍的歉意，但女儿仍然疯狂哭闹和强烈抗议，我们不耐烦了，干脆不理她。记得那天晚上，女儿是在抽咽中睡去的，小脸上满是泪痕。

此刻，我看到女儿手上的咪咪乔那只残了的手，心里觉得不太好受，但没说什么，只是抬脚蹬自行车。

假日的街市，热闹和拥挤数倍于平时，我的自行车是在绿灯变化前最后一刹那驶过十字路口的。在路口中央岗亭的交警注视下，我猛蹬了几下骑了过去。

不料，背后的女儿尖声叫起来，小身体也使劲地往后撑。原来，咪咪乔不知怎么掉下去了。我回头一看，它正手脚朝天地躺在路口中间，远远看去，真像无辜又无助的婴儿。

这时，两边排着长龙的汽车已经发动，“突突突”地向咪咪乔驶去，眼看它被轧得粉身碎骨已是无法避免的事，女儿大哭着朝它奔去。我连忙死死按着女儿不敢松手。女儿放开嗓门，朝那位交警大声哭喊：“叔叔，救救我的娃娃！”

我本以为女儿的喊声不会有什么效果，不料奇迹发生了：那位交警朝我们看了看，迅速转身，果断地做了一个手势，两边的汽车发出一片紧急停车的刺耳声，最前面的车子急刹在离咪咪乔不到1米的地方。年轻的交警敏捷地跳下岗亭，把布娃娃拾了——不，抱了起来，然后示意汽车继续前行，自己则快步来到已经惊呆了的我们母女俩跟前。

我赶忙迎上前。交警立正，举手敬礼：“请照顾好您的孩子！”他并不把布娃娃交给我，而是转身两步走到女儿跟前，郑重地把布娃娃交给她，又是一个立正敬礼：“请照顾好你的孩子！”这次是对女儿说的，他所说的“孩子”分明是指布娃娃咪咪乔。

那一刻，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眼前这个年轻的警察可以如此郑重认真地对待一个小女孩和她的布娃娃！他懂得小女孩视布娃娃为自己的孩子，如果让小女孩眼睁睁地看着布娃娃卷入车轮底下，无疑是对她严重的伤害，并会在她幼小纯洁的心灵埋下阴影。我们可以这样想象：今后小女孩长大成人，变得自私、冷漠甚至冷酷无情，漠视他人的痛苦，轻视他人的生命，因为她的童年有这么一段记忆：她的孩子，一个叫咪咪乔的布娃娃掉在路中央，手脚朝天，无辜无助，身边的母亲、离得不远的警察叔叔，还有许多开车的成人和不开车的行人，没有一个伸手相救，他们都那么冷漠地、无动于衷地看着咪咪乔被辗得粉碎……年轻的警察果断地伸出双手，制止了这个后果的出现，他救下了咪咪乔，亲手把它交给它的妈妈。相比较起来，我平时对女儿的敷衍就显得虚伪多了。

当天晚上，我守在熟睡的女儿身边，布娃娃咪咪乔照常躺在女儿的枕边，仍是一副憨态可掬的笑模样。我拿起布娃娃，脑海里不停地重播白天那一幕：年轻的交警举手敬礼：“请照顾好你的孩子！”

正感到十分惭愧，我触到布娃娃的小裙兜里有什么东西，轻轻掏出来一看，原来是用白纸细心包好的什么，再打开，见是咪咪乔截断了的指头。我心头隐隐作痛，马上起身去想法补好那只小手，仿佛觉得年轻警察的眼睛一直在注视着自己。

后记：在图书馆的的连环画报上看到这个连环画，画得非常好，就复印下来了，可惜不能扫描，就把原文找来帖这里。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故事！

 我们为什么写作？　　　　

　　在第四十七届国际笔会大会上的发言

    我衷心祝贺第四十七届国际笔会大会在东京召开；感谢好客的东道主日本笔会为大会做了很好的安排，让来自世界各国的作家们在安静的环境里亲切交谈，交流经验，表达彼此的思想感情。

　　在这个讲坛上发言，我很激动，我想到全世界读者对我们的期望。这次大会选定了它的总议题：核时代的文学和作家的关系，要我就这个问题发表一点个人的意见。出席东京盛会，跟同来的中国作家一起和全世界的同事，特别是日本的同事议论我们的文学事业，我不能不想到三十九年前在这个国土上发生过的悲剧。多次访问的见闻，引起我严肃的思考。我们举行一年一次的大会，“以文会友”，盛会加强我们的团结，增进我们的友谊。但友谊不是我们的惟一目的。作家的最大目标是人类的繁荣，是读者的幸福。世界各地的作家在东京聚会，生活在日本人民中间，就不能不关心他们的喜怒哀乐。我曾经访问过有名的广岛和长崎，它们是全世界仅有的两个遭受原子弹灾害的城市。在那里今天还可以遇到原子病患者和幸存者，还能看见包封在熔化的玻璃中的断手，还听得到关于蘑菇云、火海、黑雨……的种种叙述。据说，单是在广岛，原子弹受难者的死亡人数最终将达到五十几万。我在那两个城市中听到了不少令人伤心断肠的故事，在这里我只讲一个小女孩的事情。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十年后，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发了病，她相信传说，以为自己折好一千只纸鹤就能够恢复健康。她躺在病床上一天天地折下去，她不仅折了一千只，还多折了三百只，但是她死了。人们为她在和平公园里建立了“千羽鹤纪念碑”，碑下挂着全国儿童送来的无数只纸鹤。我曾经取了一只用蓝色硬纸折成的鹤带回上海。我没有见过她，可是这个想活下去的小姑娘的形象，经常在我眼前出现，好像她在要求我保护她，不让死亡把她带走。倘使可能，我真愿意用我的生命换回她的幸福！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什么是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

　　东京大会选了“核时代的文学”这个总议题，选得很及时，它反映了当前时代的特点和人民的愿望。“我们为什么写作？”这一问问得好！多少年来我一直在寻求答案，并不是一问一答就能解决问题，我已经追求了一生。

　　每个作家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通过创作实践，追求真理，认识生活。为什么写作？每一本书、每一篇作品就是一次的答案。古往今来有数不清的作家，读不完的作品。尽管生活环境各异，思想信仰不同，对人对事的看法也不一样，但是所有真诚的作家都向读者交出自己的心。他们的作品在读者中一代一代地流传下去。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的创作道路，但也有一个共同的情况。我们写作，只是因为我们有话要说，有感情要倾吐，我们用文字表达我们的喜怒哀乐。我还记得，一九六一年我在东京访问一位著名的日本作家，我们交谈了彼此的一些情况，他告诉我他原是一位外交官，患病求医，医生说他活着的日子不多。他不愿空手离开人世，还想做一件对人有益的事情，他决定把一生见到的美好的事物留给后人，便拿起笔写了小说。没有想到医生诊断错误，他作为作家一直活到今天。他一番恳切的谈话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

　　我也有我个人的经历。最初拿起笔写小说，我只是一个刚到巴黎的中国学生，我想念祖国，想念亲友，为了让心上的火喷出来，我求助于纸笔。我住在一家小旅馆五层楼上充满煤气味的房间里，听着巴黎圣母院的钟声，急急地动着笔。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痛苦和同情、希望和绝望一齐来到我的笔端。写完了小说，心里的火渐渐熄灭，我得到了短时期的安宁。小说发表后得到读者的承认，从此我走上了文学的道路。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除了“文革”的十年外，我始终不曾放下这枝笔。我写作只是为了一个目标：对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有所贡献，对读者尽一个同胞的责任。我从未中断同读者的联系，一直把读者的期望看成对我的鞭策。我常说，如果我的作品能够给读者带来温暖，在他们步履艰难的时候能够做一根拐杖给他们用来加一点力，我就十分满意了。我还想起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一个少女的故事。列宁格勒被纳粹长期包围，整个城市实行灯火管制，没有电，没有蜡烛，她在黑暗中回忆自己读过的小说，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帮助她度过了那些恐怖的黑夜。文学作品的确经常给读者以力量和支持。

　　我是从读者成为作家的。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从文学作品中汲取大量的养料。文学作品用具体的形象打动了我的心，把我的思想引到较高的境界。艺术的魅力使我精神振奋，作者们的爱憎使我受到感染。一篇接一篇，一本接一本，我如饥似渴地读着能拿到手的一切书刊。平凡的人物，日常的生活，纯真的感情，高尚的情操，激发了我的爱和我的同情。不知不觉中我逐渐改变自己对人对事的看法。优秀的作品给了我生活的勇气，使我看到理想的光辉。前辈作家把热爱生活的火种传给我，我也把火传给别人。我这枝笔是从抨击黑暗开始的，看够了人间的苦难，我更加热爱生活，热爱光明。在创作实践中，我追求，我探索，我不断地磨炼自己，我从荆棘丛中走出了一条路。任何时候我都看见前面的亮光，前辈作家的“燃烧的心”在引导我们前进。即使遭遇大的困难，遭受大的挫折，我也不曾灰心、绝望，我们有一个多么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代作家留下来的杰作，它们支持我们，教育我们，鼓励我们，要我们勤奋写作，使自己变得更善良，更纯洁，对别人更有用，而且更勇敢。是的，面对着霸主们核战争的威胁，我们需要更大的勇气。我们的前辈高尔基在小说中描绘了高举“燃烧的心”，在暗夜中前进的勇士丹柯的形象，小说家自己仿佛就是这样的勇士，他不断地告诉读者：“文学的目的是要使人变得更好。”在许多前辈作家的杰作中，我看到一种为任何黑暗势力所摧毁不了的爱的力量，它永远鼓舞读者团结、奋斗，创造美好的生活。我牢记托尔斯泰的名言：“凡是使人类团结的东西都是善良的、美的，凡是使人类分离的东西都是恶的、丑的。” <

    亲爱的朋友们，讨论核时代的文学，我们不会忘记当前的国际紧张局势，外国军队还在侵犯别国领土，屠杀别国人民，摧残别国文化。两个核大国之间，核裁军的谈判没有取得成果，愈演愈烈的核军备竞赛，就像悬在世界人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的利剑，倘使有一天核弹头落了下来，那么受害的决不是一个广岛，整个文明世界都面临大的灾难。然而核时代的文学决不是悲观主义的文学，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低估人民的力量，他们永远是我们作品中的主人公。发达的科学技术是应当用来造福人类的，原子能应当为人类的进步服务。只有和平

    建设才能够促进人类的昌盛繁荣，保卫世界和平正是作家们不可推卸的责任。核时代的文学本来应当是和平建设的文学——人类怎样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美好的生活，建设灿烂的文明。在作者的笔下可以产生许多感人的诗篇，人们在生活中创造的奇迹丰富了我们的作品，我们的作品又鼓舞读者。在东京的大会上我们用欢欣的语调畅谈未来的美景，这是多么自然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的头上还聚着乌云，我们耳边还响着战争的叫嚣，我不能不想到广岛的悲剧。一九八○年春天我访问了那个城市，在和平纪念资料馆的留言簿上我写下我的信念：“全世界人民决不容许再发生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的悲剧。”关于广岛，我读过不少“鲜血淋淋”的报道和一本当时身受其害的医院院长的日记。那次访问日本我特别要求去看看广岛。在那里迎接我的不是三十几年前的一片废墟，而是现代化城市美好繁荣的景象。美丽的和平公园就是在原子弹爆炸中心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我们陶醉在濑户内海的一片春光中：如茵的草地，盛开的樱花，觅食的鸽群，嬉笑的儿童，华丽的神社，高效率的工厂，繁华、清洁的街道……短短的两天中，我看了许多，也想了许多。我对广岛人说：“我看到了和平力量、建设力量的巨大胜利。”我又一次认识到无比强大的人民的力量，这是任何核武器所摧毁不了的！在广岛我上了这动人心魄的一课。不允许再发生广岛的悲剧，人民的力量是不能忽略的。

    亲爱的朋友们，各国作家在东京集会讨论核时代的文学，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不让任何一个国家遭受核武器的祸害。我们反对战争，更反对核战争。我们主张和平，更期望长期的和平。我们并不轻视自己，笔捏在我们手里就可能产生一种力量。通过潜移默化，文学塑造人们的灵魂。水滴石穿，作品的长期传播也会深入人心。用笔作武器，我们能够显示真理，揭露邪恶，打击黑暗势力，团结正义的力量。只要世界各国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人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掌握着自己的命运，世界大战、核战争就一定能够避免。总有一天广岛和平公园中的“和平之灯”会熄灭，那就是世界上没有了核武器，也就是原子能完全用来为人类的幸福与安乐服务的时候。那么广岛人对和平的热烈愿望就完全实现了。

    亲爱的朋友们，到东京参加大会，我感到特别亲切。在会场中我见到了不少熟悉的友人。中日两国人民之间有两千年交往的历史，有一千多年的文字之交。中国的古文化对日本有很深的影响，我们也向日本学到不少有益的东西。在这里，我仿佛又听见我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和郭沫若的声音。他们都曾在日本学习、生活，结交了许多肝胆相照的朋友。他们都是从这里开始了以文学为武器的战斗旅程。我一九三五年也曾在日本住过一个时期。六十年代中的几次访问，我总是满载友情而归。在日本作家中我有不少知己朋友，文学的纽带把我们的心拴在一起。频繁往来，相互信任，大家的心融合在一起，燃着友谊的火，为子孙万代铸造幸福。

    我出席笔会国际大会这是第二次。我参加过一九八一年的里昂——巴黎大会。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曾经同罗曼·罗兰、高尔基、萧伯纳、H?郾C?郾威尔斯这些伟大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世界性的作家组织，一向受到中国作家的尊重。长期以来，国际笔会为世界人民的进步事业（如在反法西斯时期），为国际文学交流，为各国作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做了不少工作，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我认为我们这个组织还有不少可做的事，还可以发挥更大的潜力。我们应当团结更多的作家，让更多的人关心我们这个组织、参加这个组织，让我们的大会成为世界作家的讲坛，我们这里发出的声音得到更广泛的重视。我们的作品打动过亿万读者的心，为什么我们的声音不能成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为什么我们的声音不能成为亿万人民的声音？一个作家、一枝笔可能起不了大的作用，但是一滴水流进海洋就有无比的力量。只要全世界的作家团结起来，亿万枝笔集在一起，就能够为后代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更美的未来。这才是我们作家的责任。这是理想，也是目标，我看前途是十分广阔的，我希望我们的组织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多注意到东方和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和重要性。在那些国家中，随着国家的独立、解放，出现了不少优秀的作家和作品。我相信在东京盛会后，我们的工作将会有新的更大的发展。

    最后，感谢大会的组织者，尤其是井上靖先生，让我这个抱病的老人在庄严的大会上讲出我心里的话。同这么多的作家在一起讨论我们事业的前途，我感到很高兴。我坚信，人民的力量一定会冲垮一切的核武库！我们的愿望终将成为现实：在一个无核武器的美丽世界中，人们将和平利用原子能取得最大的成就。中国作家愿意和各国作家一道，为达到这个光辉目标而共同努力，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祝东京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